治病救人的精神病院 遭遇“妖魔化”的生存考验

　　-有的可能不是精神病人,却因各种利益纠纷被送进精神病院,毫无办法

　　-治病救人的精神病院,却面临着生存考验与被“妖魔化”的窘境

　　“就是在这里,陈建安把亲生哥哥杀死了!”

　　说起年初村里发生的命案,惠东县稔山镇长排村的村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因看电视时发生口角,陈建安一怒之下起了歹念。

　　那是一把长长的刀,陈建安狠狠地刺向了平素待他不薄的哥哥陈桃桂,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把他杀死了……”扬长而去。

　　被抓后,陈建安经司法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方只能依法放人。

　　陈建安将要放出来的消息传到村里,村民不干了。一群人到村委会“散步”,坚决要求把陈关进精神病院,“他连亲生哥哥都敢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我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从精神病院出来!”这狠话,出自陈建安的亲弟弟陈桃永之口。他已被哥哥的事折磨得筋疲力尽,只希望噩梦快点结束。

　　“散步”的结果是,村镇各出3000块钱,从拘留所直接把陈建安送进了精神病院。

　　但让村民担忧的是,6000块钱最多能住院三个月,之后怎么办?

　　难道还让陈建安回来?

　　想回家的精神病人

　　6月2日,在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陈建安。

　　住院部二楼男二区,一间布满铁栅栏的7人病房里,陈建安的脚踝被铁链锁着,坐在床前。平头短发,身材中等而壮实,眼神呆滞。

　　当得知弟弟要来看他,情绪稍显激动。他向记者要来笔和纸,要求写明家中地址。

　　字体歪歪斜斜,凌乱且逻辑不清,甚至将名字误写为了“李建按”。

　　而在落款处,“回家。哥哥。”这几个字却真切地道出了他目前最大的愿望。

　　11时左右,弟弟陈桃永出现,压抑已久的陈建安情绪达到顶点。

　　他甚至忘了脚上仍戴着铁链,站起身就要往窗口走。实在走不动了,他一屁股蹲在木板床上,嚎啕大哭。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陈建安的哭声撕心裂肺。

　　医生黄群明走了过来,当了解亲人探视的实情后,他做了同意的手势。

　　这一举动,让陈建安仿佛受到莫大恩惠一般,单腿跪床,双手深深作揖,以示感谢。

　　“你病情还没好,不能回家,等病好了再回去。”

　　弟弟的一句话,如同给陈建安泼了一头冷水,几乎是一瞬间,陈建安恢复麻木状态。

　　“比以前更严重了。”忍住伤心和悲痛,陈桃永压低声音说。“以前他会写名字,现在陈建安三个字中,只写对一个。”

　　医生黄群明也证实,陈建安的病情并没有实质性好转,“情绪很不稳定,晚上经常不睡觉”。

　　谁来治病?

　　在采访中,无论是村民、村委会,还是政府的有关负责人,都不知道有没有适当的救助途径来送陈建安到精神病院治疗。也不知道这笔钱该由谁来出。

　　稔山镇民政办的范主任甚至这样反问,“换上你,你说怎么办?”

　　实际上,当前农村精神病人救助还是有一定的途径可循,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惠东县残联副理事长张兆平介绍,目前他们将精神病人分为三类加以救助:

　　针对“三无”精神病人,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无法律赡养人的病人,可通过各级上报和核实后,由市、县残联出钱,免费到医院救治。不过,张兆平也承认,虽然可免费治疗,但符合此类条件的人少之又少。

　　另外一种是针对贫困精神病人,采取市、县和个人分别筹集资金,各自承担三分之一医疗费的做法；基本上可给予一个疗程(3个月)每月600元的补助。

　　对于症状较轻,只需要在家服药的精神病人,经过批准可给予6个月50元/月的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病治疗在2008年底被纳入新农合的报销范畴,此前一直不是。

　　但据记者了解,实际上,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没有参加新农合,当然也无从报销。

　　“在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中,资金难仍是最大难题。”张兆平透露,“我们目前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每年有20万；一部分为康复经费,每年有14万元纳入政府预算。”

　　张估算,仅针对精神病人,惠东每年至少需要100万元以上,资金缺口很大。

　　除此之外,人们对精神病人不理解,也是一大难题。当得知长排村全体村民,甚至亲弟弟都要求把陈建安永远关在精神病院时,张兆平感叹,“如果这样,精神病人就成了被社会抛弃的群体。”

　　被“遗忘”的人群

　　其实,今年44岁的陈建安,并不是先天性的精神病患者,他小时候虽然脾气不好,但还是很聪明的,他弟媳告诉记者,“很多别人干不了的精细活,他都能干好。”

　　但陈有一个要命的缺点是好赌,但总输钱,后来他老婆一气之下走了,然后他就更爱赌博,又总是输钱,时间长了,村里人就发现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了。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他开始拿着棍子打人。村里人也越来越不愿意理他。他愈发地孤独、孤立着。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陈建安的精神状态一天差过一天,但从未去看过病。

　　在陈桃永的带领下,6月1日,记者来到陈建安家中。一张床,凌乱不堪,抬头向上,屋顶因少了三块砖头而形成窟窿；一个小煤气炉被安置在边角内,用于起火的木柴被随意乱丢在里屋内。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陈的邻居告诉记者,陈建安平时就靠捡破烂维生。

　　几年前,他弟弟陈桃永也曾经帮他申请过低保,但递交表格后,就没有了消息。记者在当地镇政府采访时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并没有收到过申请。

　　令人担忧的是,陈建安绝非孤例。在稔山镇,甚至放眼整个广东,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案件屡屡出现,尤其是在农村。

　　而这些暴力行为一经媒体渲染,就很容易造成社会的误解、恐慌。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案件可能是2007年顺德均安镇一名患间歇性精神病的男子趁幼儿园放学之机,冲进幼儿园手持铁扳手见人就砸,造成18名孩子及一名老师受伤一事。

　　一般情况下,发生命案,精神病人才会被引起重视,并得到特殊“关照”。而在命案前,鲜有人关注这个“危险”的群体。

　　张兆平透露,截至目前,惠东登记在册的重型精神病人有2000多人。

　　“这只是粗线条的登记。而如果加上轻微的或疑似精神病患者,估计有4000多人。”

　　而在广东全省,精神病人的数字是庞大的。

　　“目前广东全省有精神障碍患者1500万,约占全国的15%。其中约有10%的人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也就是说,实际上,广东有150万精神病人。”

　　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透露,“这些病人中,真正到精神病院看病住院的人只占20%-30%,还有百万精神病人压根没有得到过治疗。”

　　“100万精神病人散落在全省,安全隐患是很大的。”贾福军对此非常担忧。

　　被异化的“疯人院”

　　要解决精神病人看病的问题,关键在于精神病院等治疗体系的建设。但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一方面是大量的精神病人需要治疗,另一方面,承担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精神病院,因为缺钱也在等待着“救治”。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居然出现了有七个地方没有地市级精神病院的尴尬,也出现了“有个听诊器和血压计就算不错”的县级精神病院,这与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

　　忙于糊口

　　说起钱的事情,潮州红山医院院长陈英勇颇显英雄气短:“保持医院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要200多万元,就是坚持最低的工资标准,每年的缺口也至少要五六十万元。”

　　“病人来了只能做一些常规检查。我们这里没有一台价值上万的仪器。”

　　陈英勇一见到记者,就抢着把自己的家底“晒”出来。他是一家地市级精神病院―――潮州红山医院的院长。

　　“一台两百毫安的X光机,一台搞计划生育用的小型手提式B超机,快报废了,还有一台普通的心电图机,其他的什么像样的仪器都没有。”陈抱怨,“我们的条件比一个基层的卫生院还要差很多!”

　　推开一扇门,刺鼻的霉味扑面迎来,记者看到了红山医院的这些“宝贝”散放在铺满灰尘的桌子上,负责的技术员想打开机器给记者看一下,遗憾的是根本打不开。

　　“都好几个月没有用了,也不好用!”

　　“仪器不好用,那怎么给病人看病?”

　　“只能做一些常规的检查,病人主要还是靠药物治疗。”

　　仪器的缺失与落后或许还不是最严重的,让陈英勇担心的是,合格的医生严重不足。

　　“我们整个医院没有一个副高以上职称的医生,也没有一个从正规大学毕业。”陈英勇甚至自嘲说,他也是素质很低的人!

　　据陈介绍,红山医院一共有40个编制内员工,其中勉强有资质的医生只有十来人。多数还是去参加短期培训获得资质的。

　　“原来我们还有司法鉴定的资格,现在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没技术力量。”在陈看来,他们是没有实力的精神病院。

　　为了节省经费,红山医院甚至还没用上自来水,一直用的是自己打的井水。

　　陈把困难的原因归结为医院条件差,收入不高,所以没医生愿意来。

　　“在我们这里,一般的医生一个月也就能拿到1000块钱左右,好的也就1500块左右。”

　　说起钱,陈颇显英雄气短:“就是坚持最低的工资标准,每年的缺口也至少要五六十万。现在每年财政差额拨款大约有50万。”

　　陈英勇透露,由于医院地处欠发达地区,来自农村的精神病人比较多,拖欠医疗费现象比较严重。“我们医院的呆坏账已经有一百多万,我看基本都要不回来了!”

　　“其实,红山医院在全省来看,已经算是中等偏上了,目前全省还有7个地级市甚至没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表示,这7个市分别是珠海、揭阳、云浮、阳江、河源、汕尾、清远。

　　“地市级医院尚且如此,县级的精神病院条件就更差了。”贾福军说,“能有个听诊器和血压计就不错了。”

　　这些医院自身经济创收能力非常差,而国家又没真正把精神病院当做公益事业来办,投入严重不足。贾认为,精神卫生事业不够发达,与广东在全国的地位非常不相称。

　　“广东独立精神病治疗机构有93家,全省分布状况不均匀,发展也很不平衡。”

　　正常人住进“疯人院”?

　　经媒体曝光,邹宜均案和何锦荣案轰动全国。两位当事人却认为,疯了的不是他们,而是没有精神卫生立法约束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

　　不仅仅是面临着生存压力,不少的精神病院还面临着被“妖魔化”的困境。

　　一个可怕的情况是:每一个正常人,都随时面临着被别有用心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而且,你求助无门,你越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你就越被认为有精神病。

　　深圳女子邹宜均就认为,是与她有利益冲突的母亲和哥哥把正常的她送进了白云心理医院。三年前,“邹宜均案”一经媒体报道,轰动全国并引发精神卫生立法话题。

　　当时的另一焦点人物,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也认为自己被与她有利益纠纷的妻子送进了广州市脑科医院。

　　今年3月2日和11日,邹宜均案和何锦荣案分别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和荔湾区法院开庭,被诟病多年的精神病院收治乱象再次引起媒体强烈关注。

　　此事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公众担心,哪一天自己也有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

　　邹宜均与何锦荣都认为,是精神病院为了钱,才不顾职业道德,强制收治了他们。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被告医院只对付款人负责,坚持“谁送来的,我们就对谁负责”,把收治的患者视作送治人与医院之间合同的“标的物”。

　　他们认为,疯了的不是他们,而是没有精神卫生立法约束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

　　贾福军坦承,强制性住院,这样一个习以为常的收治惯例,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医院从来没有被授予抓人的权力。医院也无能力与责任去认定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这确实给别有用心者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这也是需要规范目前的精神病人送治程序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贾也认为,强制性住院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如何规范才是一个问题。“比如,是不是可以建立一种合理的纠错体系,提供一定的绿色救助途径等等。”